第189章 新政之始（第一更）
为生民立命，为天下立心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
这句话是北宋大儒张载说的。
在西方还是神权高于一切的时代，大宋的治国精英们，正在探索俗世社会中，人与社会的关系，并且深入到思考治国精英的使命。
最高的理想总是有一种被束之高阁的感觉，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。
但是，能诞生这样的情怀，并且被推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，说明这片土地上的人，是在往这方面达成共识的。
在最黑暗的年代，百姓被当做草芥，华夏大地满目疮痍，一片迷茫、怀疑的混沌之中，后人翻阅前史，看到那些震古烁今的情怀，终会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，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使命。
这句话，读起来，似乎在眼下不能改变格局，不能让人吃饱肚子，不能救前线的百姓。
但是，它却被流传下去，与诸多先哲的大义情怀一样，为这个民族注入韧性，烙印在无数仁人志士心中，使他们清楚自己存在的意义。
也许正是这样的情怀，使得这个民族，每次都能从黑暗中浴火重生，比之前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辉。
张载跟二程关系匪浅，罗从彦怎会不知张载的名言？
当皇帝说出来的时候，罗从彦心中顿生豪情。
历史上的杨时、罗从彦这样的大思想家，虽说是儒生，但都是坚定的抗金派。
就连那个张载，年轻的时候也是一腔热血想要投笔从戎，灭西夏。
罗从彦神色已然变化，语气激动地说道：“此乃大道。”
“先生可愿助朕重整山河？”
“承蒙天子垂怜，吾愿以身殉道。”
赵宁又道：“先生之道，朕愿闻其详。”
罗从彦未曾想当今天子如此礼贤下士，之前杀大臣之事，在天下传得沸沸扬扬，不少人私底下骂暴君。
而现在看来，这位赵官家哪有半分暴君模样？
分明就是一位励精图治的明主。
罗从彦说道：“昔年董仲舒、公孙弘钻研经训，为官而不为道，使人人保其官而废道，忠义无存。”
“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，而起于朝廷，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浸，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。”
罗从彦的意思是，天下的动乱，不是来自民间，而是出自朝堂，如果官员不存私心，君王克己复礼，天下垂拱而治。
这正是儒家一种理想状态，而且其实还是很符合古代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的。
就大宋目前的土地兼并、官商勾结、重税、贪污、鱼肉百姓、边防腐朽，哪一件不是奸臣贪官所为？
可以说，罗从彦的这个认知，是古典时代对公权约束的一种进步认知。
罗从彦毕竟是12世纪的人，他有他的时代局限，能认识到这一步，已经很不错了。
赵宁道：“先生可有办法？”
罗从彦继续道：“君子在朝则天下治，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，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，故治；小人在朝则天下乱，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，使人主多乐而怠心长，故乱。”
赵宁说道：“先生说德泽不可恃，又说君子入朝，则天下治，朕不解。”
你一边说不能过分依赖道德，一边又说要让道德高尚的君子入朝，天下就能长治久安，岂不是矛盾？
罗从彦说道：“是以，君王当仁与法一，朝廷大奸不可容，朋友小过不可不容，若容大奸必乱天下，不容小过则无全人，朝廷立法不可不严，有司行法不可不恕，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，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。”
赵宁再也忍不住：“善！先生此言如金石！”
罗从彦所说的仁与法一，是指仁德和法治要统一，朝廷既要懂得施以仁政，也要严厉执行律法。
这补充了他上一句只靠君子立朝而治的缺陷，这也是许多儒生不具备的思想。
罗从彦不愧是北宋末年思想大家，赵宁算是切身体会到。
不过，什么叫思想家，什么叫政治家，得分清楚。
思想家有通透的思想，政治家不仅有通透的思想，还有老练的治国之术。
思想家更侧重道的层面，政治家道与术皆通。
罗从彦是思想家，不是政治家，这一点赵宁清楚。
没关系，他本身就没指望罗从彦能从政，他需要的是罗从彦在官学中，发扬他的思想。
不在苛责于人，而在于能者居其位，从善如流。
此乃用人之道，亦是君王之道。
赵宁说道：“赐先生观文殿大学士。”
观文殿大学士是从二品官员，比包拯当年的龙图阁直学士的正三品还要高。
当然，这是虚职，属于恩宠至极。
罗从彦道：“谢陛下，臣必尽心竭力。”
古人以忠义来维持等级秩序，而上位者权力过大，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？
何以约束权贵？
中国古代是外儒内法，表面上是儒家，其实内核很依赖法家。
但古代的法，如何约束权贵阶层？
罗从彦说以德正官，让官员修心养德，又说要仁政与法统一，严格执法。
这些都是道的层面。
如何严格执法？
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。
法之执行，牵涉多方博弈平衡。
从宏观层面，权贵阶层不可能用法伤害自身利益。
权贵内部的监察，有一定作用，但终究是自查，却也缺了威慑力。
那怎么办？
所以，太宗才说：民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
民是法之公正的威慑者。
罗从彦退下后，赵宁心绪难平，在文德殿沉思良久。
他又提笔开始写：《舟民之论》。
官学堂成立迫在眉睫，此事也办得非常低调。
五月二十七日，赵官家安排了第一批进官学堂的官员，全部是农政司的年轻官员。
官学堂的教材都准备好了：《实事求是》、《官论》、《舟民之论》。
当然，还有罗从彦的《语孟解》、《书斋记》、《遵尧录》、《台衡录》、《中庸说》。
至此，新政衙门和新学第一次结合起来。
大宋朝新政这才算是真正登上舞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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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句话是北宋大儒张载说的。
在西方还是神权高于一切的时代，大宋的治国精英们，正在探索俗世社会中，人与社会的关系，并且深入到思考治国精英的使命。
最高的理想总是有一种被束之高阁的感觉，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。
但是，能诞生这样的情怀，并且被推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，说明这片土地上的人，是在往这方面达成共识的。
在最黑暗的年代，百姓被当做草芥，华夏大地满目疮痍，一片迷茫、怀疑的混沌之中，后人翻阅前史，看到那些震古烁今的情怀，终会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，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使命。
这句话，读起来，似乎在眼下不能改变格局，不能让人吃饱肚子，不能救前线的百姓。
但是，它却被流传下去，与诸多先哲的大义情怀一样，为这个民族注入韧性，烙印在无数仁人志士心中，使他们清楚自己存在的意义。
也许正是这样的情怀，使得这个民族，每次都能从黑暗中浴火重生，比之前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辉。
张载跟二程关系匪浅，罗从彦怎会不知张载的名言？
当皇帝说出来的时候，罗从彦心中顿生豪情。
历史上的杨时、罗从彦这样的大思想家，虽说是儒生，但都是坚定的抗金派。
就连那个张载，年轻的时候也是一腔热血想要投笔从戎，灭西夏。
罗从彦神色已然变化，语气激动地说道：“此乃大道。”
“先生可愿助朕重整山河？”
“承蒙天子垂怜，吾愿以身殉道。”
赵宁又道：“先生之道，朕愿闻其详。”
罗从彦未曾想当今天子如此礼贤下士，之前杀大臣之事，在天下传得沸沸扬扬，不少人私底下骂暴君。
而现在看来，这位赵官家哪有半分暴君模样？
分明就是一位励精图治的明主。
罗从彦说道：“昔年董仲舒、公孙弘钻研经训，为官而不为道，使人人保其官而废道，忠义无存。”
“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，而起于朝廷，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浸，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。”
罗从彦的意思是，天下的动乱，不是来自民间，而是出自朝堂，如果官员不存私心，君王克己复礼，天下垂拱而治。
这正是儒家一种理想状态，而且其实还是很符合古代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的。
就大宋目前的土地兼并、官商勾结、重税、贪污、鱼肉百姓、边防腐朽，哪一件不是奸臣贪官所为？
可以说，罗从彦的这个认知，是古典时代对公权约束的一种进步认知。
罗从彦毕竟是12世纪的人，他有他的时代局限，能认识到这一步，已经很不错了。
赵宁道：“先生可有办法？”
罗从彦继续道：“君子在朝则天下治，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，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，故治；小人在朝则天下乱，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，使人主多乐而怠心长，故乱。”
赵宁说道：“先生说德泽不可恃，又说君子入朝，则天下治，朕不解。”
你一边说不能过分依赖道德，一边又说要让道德高尚的君子入朝，天下就能长治久安，岂不是矛盾？
罗从彦说道：“是以，君王当仁与法一，朝廷大奸不可容，朋友小过不可不容，若容大奸必乱天下，不容小过则无全人，朝廷立法不可不严，有司行法不可不恕，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，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。”
赵宁再也忍不住：“善！先生此言如金石！”
罗从彦所说的仁与法一，是指仁德和法治要统一，朝廷既要懂得施以仁政，也要严厉执行律法。
这补充了他上一句只靠君子立朝而治的缺陷，这也是许多儒生不具备的思想。
罗从彦不愧是北宋末年思想大家，赵宁算是切身体会到。
不过，什么叫思想家，什么叫政治家，得分清楚。
思想家有通透的思想，政治家不仅有通透的思想，还有老练的治国之术。
思想家更侧重道的层面，政治家道与术皆通。
罗从彦是思想家，不是政治家，这一点赵宁清楚。
没关系，他本身就没指望罗从彦能从政，他需要的是罗从彦在官学中，发扬他的思想。
不在苛责于人，而在于能者居其位，从善如流。
此乃用人之道，亦是君王之道。
赵宁说道：“赐先生观文殿大学士。”
观文殿大学士是从二品官员，比包拯当年的龙图阁直学士的正三品还要高。
当然，这是虚职，属于恩宠至极。
罗从彦道：“谢陛下，臣必尽心竭力。”
古人以忠义来维持等级秩序，而上位者权力过大，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？
何以约束权贵？
中国古代是外儒内法，表面上是儒家，其实内核很依赖法家。
但古代的法，如何约束权贵阶层？
罗从彦说以德正官，让官员修心养德，又说要仁政与法统一，严格执法。
这些都是道的层面。
如何严格执法？
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。
法之执行，牵涉多方博弈平衡。
从宏观层面，权贵阶层不可能用法伤害自身利益。
权贵内部的监察，有一定作用，但终究是自查，却也缺了威慑力。
那怎么办？
所以，太宗才说：民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
民是法之公正的威慑者。
罗从彦退下后，赵宁心绪难平，在文德殿沉思良久。
他又提笔开始写：《舟民之论》。
官学堂成立迫在眉睫，此事也办得非常低调。
五月二十七日，赵官家安排了第一批进官学堂的官员，全部是农政司的年轻官员。
官学堂的教材都准备好了：《实事求是》、《官论》、《舟民之论》。
当然，还有罗从彦的《语孟解》、《书斋记》、《遵尧录》、《台衡录》、《中庸说》。
至此，新政衙门和新学第一次结合起来。
大宋朝新政这才算是真正登上舞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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